北京二环内将分时段收拥堵费?官方这样回应
近日,网传北京新的道路交通及车辆管理措施将于2017年起实施,称“二环内分时段收拥堵费”。文中还称北京车牌将会分为“京”字头和“首”字头,“京”字头车辆将单双号限行。记者昨天(10月7日)从北京市交管局、市交通委等部门获悉,未得到上述通知,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勿轻信,以官方发布为准。
记者昨日通过12345热线、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处得知,几方均未收到有关上述内容的通知,“要以官方发布为准,建议市民随时关注有关部委网站及正规媒体发布的消息”。
北京常务副市长:不是为了收费而收费,更不可能拍脑门
北京征收拥堵费的消息,由来已久。北京市交通委缓堵处副处长周天去年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透露:“其实从2010年28条缓解交通拥堵措施出台的时候,就提出了拥堵收费的设想。”
通过控制上路车辆的数量来缓解道路拥堵,一种意见认为收费是个好办法。提高私家车出行成本,可以使一部分开车的人转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。根据《北京市交通运行分析报告(2015 年)》显示,目前北京拥有18条地铁线路,876条公交运营线路。庞大的公共交通网覆盖了整个城区,基本可以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要求。此外,征收拥堵费、减少车辆上路,也将对治理北京城区的空气污染起到积极作用。
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,针对“征收拥堵费能否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?”的提问,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北京团开放日活动时给出了答案:“拥堵费不是为了收费而收费,更不可能拍脑门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行为,更多的是从降低小汽车的使用强度这个角度认真地进行研究。研究论证它是有程序的,它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。”
交通运输部部长: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要“疏堵结合”
今年两会期间,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表示,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要“疏堵结合、综合治理”,“首先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,推动优选公交成为公众的出行习惯。第二,要强化交通规划引领,通过一体化的交通规划和综合的开发建设,建立以城市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的模式。第三,要加快城市智能交通的系统建设,提高城市交通管理的水平和运行效率。第四,还要加强城市交通的综合治理,来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。”
专家观点:出台拥堵费是否合法?
不过,也有不少专家认为,目前北京征收拥堵费的条件还不成熟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就表示,出台拥堵费的方法来治堵,起码需要两个逻辑支持:第一,拥堵的原因和上路汽车的数量之间存在更紧密的因果关系;第二,采用收费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拥堵,尤其是有效区分拥堵的造成者和受到拥堵的困扰的人。“这两个因果关系,在北京市政府的决策中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的数据支持。”
此外,在关于拥堵费的讨论中,法律依据问题也备受关注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收取拥堵费在法律上确实不容易找到依据。很多政策在出台前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界定,之后再反复征求公众的意见,而目前收取拥堵费的问题显然不符合条件。”
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,只有经营性公路和还贷性公路可以收费,城市的路面交通收费是不被允许的。
不过,今年1月,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公开场合表示:“无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还是有关拥堵费的问题,都要立法先行。”
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看来,国外征收拥堵费的经验,在中国可能并不具有可操作性。北京征收拥堵费的征收时间、征收区域并不容易确定。他认为,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其国土面积小,且最早是在6平方公里的小面积内收费,所以“谁使用、谁付费”的原则,在实践中很容易操作。“而北京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的拥堵,带有潮汐性特征,很难界定拥堵费的收费区域和时间。”
赵坚认为,北京是棋盘式道路,所以不管在哪个地区收费,因征收拥堵费而私车出行受限的人,其实只是将拥堵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了而已。
拥堵费如果必须要征收,到底该收多少?5月30日,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保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交通拥堵费应该在每天20到50元。
但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则认为,若北京拥堵费标准定得很低,其实根本起不到价格调节来缓堵的初衷,相反会因为增加一套制度的运行成本而平添财政负担。而另一方面,一旦标准定高了,又会面临舆论的压力。
据了解,国际上有一个通行指标,人均交通成本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超过8%。北京市交通委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副主任刘莹此前透露,北京或将根据交通情况划分区域,重点参考区域内的污染、拥堵指数,波动性地确定收费标准、时间和区域。
数据说话:北京究竟有多堵?
5月30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》对38个大城市的“城市病”指数进行排名,其中,在交通拥堵指数中,北京市位居首位,堪称“首堵”。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今年1月发布的《北京市交通运行分析报告(2015 年)》提供了更翔实的数据:2015年,北京交通拥堵较2014 年有所加剧,日均拥堵时间(中度拥堵、严重拥堵)共计3 小时,与2014 年的1 小时55 分钟相比大大加长。
解读:什么是新加坡模式?中国是否适用?
新加坡模式究竟是什么呢?笔者认为,新加坡模式经历了一次范式转换,1990年以前是经济管制,1990年后是数量管制。
1990年后,新加坡模式的本质,首先且最重要的,是数量管制。通过4次调整增速,将车辆总量控制在路网能力范围内,使供求达至相对平衡增长。
新加坡汽车增速变化图
其次才是经济管制,高昂的税费和牌照费,都在提高车辆拥有的门槛,将拥有车辆的可能性局限在少数高收入人群。
而一旦引入数量管制,经济管制的手段便退居次席。甚至可以说,有无牌照拍卖和高昂税费,对交通运行都无大的影响,这些筑高的经济门槛只是分配手段,甚而嬗变为财政目标。
分析新加坡近10年的政府预算,汽车相关税费占比高达9.5%。2016年预算中,汽车相关税费提供预算总支出的13%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交通预算已基本源于汽车相关税费收入,2016年汽车税费预算收入高达93亿新元,占交通预算的92%,而2007年甚至达到了185%!